“还在尽力”——贺延光访谈录

Ｑ：记得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及“每当有新闻发生时，您都要进行三个判断：这事儿值不值得去？这是价值判断；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？这是影像判断；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？这是传播判断”。其中，我特别留意到了一点：传播判断，这是否表示当某一题材可能拘于特定的理由不能即时得到刊发时，您会放弃拍摄？

Ａ：我想，有的事件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马上刊发，只要很有价值，就不能轻言放弃记录。发不发，是总编辑的职权；拍不拍，是记者的职责。我们应倡导记者面对事实、面对读者、面对社会的责任。要不然，很容易掉进“只唯上，不唯实”的陷阱，这是新闻从业者的大忌。再说，影像比较文字而言，有它自己的特性，即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基于此，我对那种眼下不好刊发但确有社会意义的不会轻易放弃，因为我还坚信，只要公众有权知晓的，它总有一天会得到传播。多少经验已经告诉人们，有的事情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最后定论，我们的作用不过是用真实的图片去证史罢了。

Ｑ：在刚结束不久的第四届“金镜头”中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会上，您指出摄影记者“重要的积累是要抓住好的题材，拿出最好的照片”，那您认为是题材成就了摄影师还是摄影师成就了题材呢？

Ａ：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题材再好，摄影师不行，他的作品也不会感人；摄影师不错，题材一般，也能拍出好照片，但它的份量和价值未必产生大的影响。摄影实践是需要积累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对任何题材都不能掉以轻心，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，没有不好的题材，只有不好的摄影师。

《两党一小步，民族一大步》：2005年4月29日15时06分，胡锦涛和连战的手握在了一起，这是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。连战率团访问大陆，引起了全世界和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。

Ｑ：您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摄影记者，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？

Ａ：关注社会，关注别人，要有同情心，要有知识积累，当然还必须具备娴熟的摄影技术。

Ｑ：在您20多年的新闻摄影生涯中，有没有过放弃的念头？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走到今天的？

Ａ：我还算一个不受杂念干扰的人吧，所以至今没有过放弃的念头。有的人一生能做几件事，那是奇才，不多。我这样的人能做一件事就够费劲的了。

Ｑ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今是“读图时代”，您也曾强调过“我现在已经不当摄影部主任了……现在我的名称是图片总监”，您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吗？

Ａ：职位的变化对我影响不大。当主任时，我有点像个甩手掌柜，编辑能处理的，我会鼓励他独挡一面；他拿不准的，我才介入。现在我这个图片总监实际上纯粹是个虚名，因为我的权限不清，我何必非得揽权呢？我是个摄影师，我知道，别人评价我，是要看我的作品怎么样，而不是看你是升了还是降啦。我一直坚持拍照片，没有别的原由，是因为我对这点特明白。

摄影理想：

“还在尽力，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重要的多”

Ｑ：您第一次接触摄影大概是什么时间？

Ａ：上中学时就会照相，因为家里有部照相机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，驱使我第一次将镜头对准社会。1980年，我到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，实际上是先当记者，后学摄影。1983年调到中国青年报，开始逐步地认识什么叫新闻摄影，一晃24年啦。

Ｑ：您一般使用什么器材进行拍摄？

Ａ：刚当记者时用的是尼康F3，后来又用佳能系列，近7年用的都是数码了。初当记者，背很多器材；真正像个记者了，采访时带的器材很少，一般除了机身，只带两只镜头：一只17-35,一只70-200或100-400，还有一台傻瓜数码，为的是保存体力，加强机动性。

2003年11月7日，中国航天第一人物杨利伟走上人民大会堂讲台，向首都人民报告飞天历程。

Ｑ：在工作之余，您是否都随身带着相机？

Ａ：带一台傻瓜数码。

Ｑ：您最欣赏的摄影师是谁或者您比较喜欢谁的作品？

Ａ：老的不说了。年轻一拨的像上海的雍和、广东的王景春、李洁军，其他地方也有几位，他们的作品平实又有活力，非常耐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