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，轻轻地敲——我拍钱钟书、杨绛夫妇

    这时，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那好，我就跟你谈谈。”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，气质沉稳。身上蓝色的对襟上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，脚上是一双布底鞋。“我就是钱钟书。我从不愿意拍照，也不愿意见客人，我很感谢你的诚意，你请回吧。”我说：“钱先生，今天能见到您，真让我高兴。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。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，不受任何人指使，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，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……”钱先生伸出一只手摆了摆，“不要说这些，不要说这些。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。你还是走吧。”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却还是不想放弃，“钱先生，我不会离开，还是请您考虑……”门“咣”的一声，又一次在我面前紧闭了。

    我不知道继续等待是为了什么，只知道一旦离开，我将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叩响眼前这扇门。我只是站着，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。或许已经过了十二点吧，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“哗”的爆响，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依稀的饭香。就在我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，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，是钱钟书先生走了出来。“我们商量一下吧。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。看样子，我是说服不了你的，你倒是要说服我了。”

    我忙说：“这个不敢，这个不敢。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，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，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……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，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……”钱先生点点头：“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，我也就破一回例。下个星期天，你来我家拍照，只拍一张，好吗？”我连声说行。这时，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，让我跟她也商量商量。杨绛女士也破例地答应了我的拍照请求。

    多少时常忆起的相见呢？这个秋天的上午发生的事，在后来我还是常常想起。其实，钱先生的“破例”，是一个多么大的让步，如果没有这个台阶，我都不知道会在他家门口站到什么时候呢。对一个像我这般执拗任性的青年，他却是以诚相待，给予了一个长辈的极大的包容和迁就。

    一周之后，我如约来到钱钟书先生家。先生的家很简单、非常整洁。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，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。钱先生和杨绛女士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，朴素干净，没有一丝矫揉造作。当我在相机标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—0.45米远的地方，为他们拍摄大特写镜头时，他们没有丝毫的紧张。当镜头凑到钱先生跟前，我发现他竟然微微地笑了。我不失时机地将他的笑容定格下来，同时不禁猜想，在先生的日常生活里也一定不会缺少这样会心的笑吧？

邓伟作品：钱钟书、杨绛夫妇

    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将放好的照片拿给钱先生看，“这就是钱钟书，就是我。”他高兴地说。杨绛女士也很满意。“我要送你一句话。”钱先生坐在桌旁，拿起毛笔，在一张白纸上写道“笔补造化天无功”。“我给你翻译一下，翻译一下。”钱先生接过笔，在纸上补充写道：“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”。夫唱妇随的默契尽在不言中，让我好羡慕。谈话间，钱钟书先生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《围城》送我。他指着书的封面说：“你看，‘围城’这两个字，是杨绛给我题写的。”这时，杨绛女士也走过来，说道：“我也应该送你一本书。这本《干校六记》，书名是钱先生帮我题的。”原来夫妇俩不仅是对方作品的第一位读者，而且，其中一位出书的时候，题写书名的活儿就由另一位包揽下来了。

   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，和许多我接触过的学者夫妇一样，生活简单，物质要求甚少，却以钻研学问为乐，追求着内心里的充实。《干校六记》里写了这么一个插曲，当年，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农村后，就不得不分开了。为了能有机会觅到钱先生，杨绛主动申请承担了给大家送信的任务。一旦有信来，杨绛要步行很远，去到各个生产队送信。但她却巴望着，因为可以顺路去探望负责看水渠的钱先生。因为共同经受过风雨的洗礼，他们的感情弥深弥坚。他们的爱并不言说，只是用尽一生去寂寞相守。那些我目睹过的弦瑟和鸣的场景感染着我，不知不觉凝成我心中理想的婚姻生活的图景。钱先生的性格有温文尔雅，沉静孤傲的一面，有时，又是开朗甚至是激昂的。我曾见他一时兴起，在房间里踱着大步，高声行吟。因为地面是水泥的，很光滑。我生怕他浑然忘我，赶忙提醒他留神摔跤。他反答道：我不穿皮鞋，在这水泥地上怎会摔倒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