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，轻轻地敲——我拍钱钟书、杨绛夫妇

     1982年，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电影《青春祭》的拍摄。在云南的外景地，我不知怎么患上了风湿痛，可能跟时常下河拍戏有关系。当地的民间医生用梅花针为我治疗，倒是让我撑到了影片拍完。可刚回到北京，我就突发黄疸性肝炎，住进了医院。原来，是梅花针消毒不力，造成了肝炎病毒的交叉感染。我病愈出院后，又过了些时间，才敢去拜会钱先生。先生见到我很开心，他仔细地询问我身体感觉如何，在吃什么补药。听了我的回答，他站起身，笑着说：“这些天，你肯定吃了不少苦药。我这儿有一种药，不过不苦，还很甜呢。”他说完，大步流星地从里屋抱出一个大盒子，塞给我，我一看，是一箱蜂乳。“我听你说治风湿在用虎骨酒，这酒对年轻人来说太烈了，我怕会有副作用。以前杨绛也有风湿痛的毛病，她服用蜂乳，感觉挺不错的。我们也给你买了一些，你试试看吧。”我没有道理接受先生这么重的礼，连忙推却，解释说老北京有一个说法，药必得自己买给自己，否则就不灵验了。先生听罢，开怀大笑，“天真，你可真是天真得像傻瓜……就是按你的说法，这蜂乳，顶多算是营养品，也不算是药。你还年轻，养好身体太重要了！”见我还是不肯接受，他走到桌边，提起毛笔，稍加思索，欣然落笔，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。之后，他招呼我说：“我呀，送你两句话，改自苏东坡的名句。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这点心意，不要再推辞了。”说罢，钱先生在刚刚书写的纸上，端端正正地加盖了印章，递给我，“因病得闲殊不恶，白蜂乞乳别无方”的诗句以先生特有的酣畅笔墨一下跃入我的眼帘。

    二十年过去了，先生送的蜂乳早已消融在我的体内，他的充满幽默和关爱的题句我至今珍藏着。每每翻看，如初的墨迹仿佛落笔于昨日，先生朗朗的笑声又在字迹间晌起，我也在神往中随了先生笑起来，突然恍觉先生已乘黄鹤西去，人间再无缘相见，不禁泪眼婆娑……

    十多年前，我计划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，当时钱钟书先生得知后，是不赞成的。他担心我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，一个人在海外，语言也不通，困难太大了。他形容就像置身于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，船上甚至没有桨，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。这种情况下，要想靠岸，谈何容易。

    1990年的春天，我即将赴英前，特意去钱先生家辞行。先生晓得我的执拗，不再劝我。那一天他的话不多，或许是预见了我的前路的不易，不免忧虑吧。道别时，杨绛女士将四百元钱塞进我手里。钱先生说，“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穷家富路嘛。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，既然你非去不可，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。”

    正如钱先生所担心的，后来我在国外的生活，真的好似海上行舟。我依靠日日打工谋生，同时只能用原始的寄信的方式，争取为全球各地的世界名人拍照的机会。1991年8月，我按动快门，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拍摄了肖像照，自此我的环球拍摄正式启动……

    1999年，在完成了为百位世界名人拍照的行程后我回到北京。当年出游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我，此时已接近不惑，略显了中年的臃胖。不久，我得知了钱钟书先生于年前辞世的噩耗。

    1997年短暂回国时，我曾去医院探望钱先生。当时他很虚弱，躺在病榻上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。他的意识还清楚，只是语言表达已很困难。当我向他汇报我的环球拍摄已经接近尾声，并且诉说起这些年里我对他的想念，却再也聆听不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，只有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人的眼角淌下来……这是阔别多年后，我和钱老的第一次相见，竟也成了今生今世我和钱老最后的别离。

    一个早晨，阳光很暖和，我拨通了钱先生家的电话。听筒那端传来了杨绛老徐缓的声音。我本是希望登门拜会杨老，但她讲已经久不会客了。因为每每再见熟人，情绪波动难抑，常常整夜不眠，造成血压高。杨老说钱先生留下了很多手稿，那都是留给人类的财富，她必须静下心来，集中精力去加以整理，完整地留给后人。听杨老讲，钱先生一直到临终，头脑都很清醒，最后的心愿是死后不举行告别仪式，不保存骨灰。这个事有关方面经过请示，最终还是决定尊重钱先生的意思。先生去世后，只是杨老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到火葬场送行。杨老一直陪钱先生至火化炉前。火化之后，钱老的骨灰同许多普通百姓的骨灰一道，深埋入土，化作了春泥……放下电话，略略宽了些心，钱先生的文字日日陪伴着杨老，她的寂寥总是好过些吧。“如果你惦念钱老，就写点什么吧。”杨老说。或许她是说，不必寻找一个外在的纪念地去瞻仰，当我们回忆起往事，当逝者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，那就是开放在我们心灵里的纪念地，在这里思念与生命同样绵长。

    几天前，偶然经过三里河，静静地站在南沙沟那个我熟悉的院落前，却不敢走近。院里的楼都重新进行了粉刷，院门口也加设了门卫站岗。只有那块“南沙沟居民委员会”的牌子依然没变，还是早先的那块。从这里匆匆经过的人们，他们不会知道，二十年前，一个腼腆的青年壮起胆子敲开了怎样的一扇门啊……（写于2002年）